阳新王英镇：车前有路奔幸福

在过程民主方面，鼓励平台通过公开配送算法，提高平台规则透明度，组织集体协商、恳谈会等方式，听取骑手意见，增进对骑手劳动过程的了解，进而发挥平台系统性优化劳动管理的能力。

二、《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对行政复议审理程序规定的不足尽管《修订草案》在行政复议审理程序方面有较大进步,特别是在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的设置方面,但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些不足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克服,将影响行政复议功能的发挥,尤其是审理的一般程序以及由此而来的简易程序,更亟待完善和优化。综上,简易程序的设立,通常是为了解决一般程序审理中过于严谨、严格、繁琐等程序问题而对部分案件进行简化审理,像行政诉讼、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是在原有一般程序的基础上,缩减某些环节、压缩审理时间等。

而《修订草案》所规定的行政复议一般程序则明显缺乏规范性。(二)设置了较为完整的行政复议审理程序《修订草案》在复议审理的具体程序方面作了全面改革,在公开审理的基础上规定了较为完整的审理程序。(一)对一般程序进行规范性重构应恢复一般程序应当有的内容,从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有利于化解行政争议和对相对人权利救济的角度出发,并借鉴行政诉讼一般程序的优点,对行政复议审理程序进行改造和优化。较为完整的审理程序,为行政复议案件的公正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内容提要：正在讨论中的《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在审理程序方面有了较大完善,设置了较为完整的审理程序、丰富了听证程序内容、引入了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咨询功能。

查清案件事实,不仅需要行政复议机构调查取证,更需要双方当事人当面进行举证、质证、辩论,在两造对抗中厘清争议的来龙去脉,从双方各执一词的争论中找出事实真相。而且,到底采取何种形式听取意见,没有作出进一步规定,而是交由行政复议机构根据情况作出选择,可以在当面互联网电话等形式中作出选择,实践中,行政复议机构一般更倾向选择最方便的形式来听取意见,由此存在程序的逃逸问题。但根据萨维尼的法律发展阶段理论，法典化必须建立在学术法时代高度发达、知识性积累高度充备的基础之上，[3]即任何一个法典化时代的开启都必须以相应法律学说的理性化进阶为前提，范畴的统一与概念的共识自是题中之义。

从纵向上看，以国家卫健委的公共卫生执法内容为例，形成了以国家卫健委为顶点，各级卫健委按地域与科层分工的机制。又如，《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规定了要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机制，这要求卫健委与其他领域或业务相关行政部门协同行使职权。另外一层隐忧在于，司法机关积极为疫情防控保驾护航，确保公共卫生法治秩序的高效运作，本是法治权威彰显的内在要求，但若司法——尤其是地方各级司法机关——过于主动和积极地介入，甚至可能超出能动司法的最低容忍限度，这会给罪刑法定原则带来一定的威胁，发生冤假错案的可能性也会增大。[26]2.健康何以成为公共问题公共健康首先意味着它是与个体健康不同的多元主体的身心状态，它于地域范围上与社区（community）、人群（population）、国家（state）甚至全球（global）紧密联系，即公共卫生超越了个体维度而在社区、人群、国家和全球层面存在。

[45]这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公共卫生法律体系的内在融贯性。[48]周强：《发挥司法职能保障人民健康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9月4日，第1版。

正是因为个体健康之于群体健康的构成性意义，创造公共卫生的价值就不能不重视对个体进行法律规制，以便增加整体的公共健康效益和价值，这也进一步契合了法律以个体主义为底色的逻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公共卫生法的发展。前者如我国通过加重酒驾和醉驾的刑事处罚而极大地降低了交通肇事的发生率，从而总体上提高了公众的生命安全健康水平。这种整体性解释依赖于有效的定义要素，本文将析解出演进模式、调整领域、价值追求与调整方式四个维度，以此构成公共卫生法整体性解释的四个象限并用它替代公共卫生法的共识性定义，进而为我国公共卫生法治及其制度构建提供理论坐标。尤其是公共卫生的规制直接影响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治基础，因而需要予以特别的制度安排，并赋予其充分的正当性。

[13]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权威公共卫生法教材将其领域概括为九个方面：遗传学、疫苗接种、食源性疾病、血源性传播感染和性传播感染疾病、烟草使用、生殖健康、环境危害、工伤和职业场所环境。在具体的落实步骤上，应先制定专门的《公共卫生法》作为法典的总则，再逐步通过分编汇纂的方式整合目前的紧急公共卫生法律和常规公共卫生法律，并将部分合理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上升为法典内容。根据公共卫生实践的逻辑规律并结合域外公共卫生法典的制定和实施经验来看，我国目前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不仅缺乏一部作为一般法的公共卫生法，还缺乏诸如公共卫生紧急法、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保障法、公共卫生信息隐私保护法、公共卫生机构职权职责与组织法、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保障法等专项内容。[8] See Lindsay F. Wiley, Rethinking the New Public Health,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Vol.69:207, p.215-225(2012).[9]这种模式后来又被林赛·威利（Lindsay F. Wiley）修正为社会—生态模式（the Social-Ecological Model）。

公共卫生法的调整方式是其价值追求的工具化延伸，它们之间表现出器与用的辩证耦合。具体来看，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而就其程度而言，健康是一种完全的饱满状态，不能克减，从而极具创造性和广泛性。一方面，搭建传统卫生机构与非传统卫生机构协同的公共卫生行政执法结构。

[18]这一定义既包含了健康的消极内涵（没有疾病和羸弱），也包含了健康的积极内涵（完全健康状态）。其相对详细的内容体系与发展动态可见下表：公共卫生从传统到现代演变过程背后的认知原理，逐渐从早期的神秘宗教思维发展到近代以流行病学为基础的科学解释机制。另一方面，以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内在价值基调限制公共卫生行政执法权力行使。[24]也正是因为健康所具有的规范性和工具性价值，促使了健康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的产生和发展。健康教育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教育活动，使人们自觉地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并对教育效果作出评价[51]，即通过有组织的行为改变个人的健康意识，并影响个体的健康行为与健康选择，最终增益群体健康水平。[49]参见刘艳红：《治理能力现代化语境下疫情防控中的刑法适用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2期。

最后，公民个人的宪法基本权利尤其是公民健康权[43]和人权保障兜底条款亦构成公共卫生法中有关权利保障的宪法基础，为公民依法获得社会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公共健康权益提供宪法支持，尽管这些权益的享有还需要诸如公益诉讼等制度的配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本体上和路径上就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53]，因此，完善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体系事关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全局。

现代公共卫生理念认为，个人健康习惯与自我健康保护意识对于公共卫生健康状态的保育具有基础性作用，公共卫生守法机制的核心作用逻辑便是确立此二者的变量调节地位，其最为主要的两种制度化作业——爱国卫生运动与健康教育——也主要发力于此。进入专题： 公共卫生法 。

既明晰常规公共卫生法治中的常态化权责配置，又清楚紧急公共卫生法治中的特殊化权责更动。（四）以健康促进机制强化公共卫生守法体制起源于健康教育的健康促进（health promotion）[59]运动能够有效解决末端健康问题、增进公民个人健康意识，是强化公共卫生守法体制的优选路径。

[4] Lawrence O. Gostin Lindsay F. Wiley, Public Health Law: Power, Duty, Restrai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p.3.[5]王晨光：《疫情防控法律体系优化的逻辑及展开》，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3期，第617页。《民法典》的颁布加强了我国法典编纂的话语正当性，法典编纂的经验技术也在其中得到进一步积累，推动公共卫生法法典化正当其时。倘欲使紧急公共卫生法治与常规公共卫生法治相得益彰，明确此二者的理论坐标——公共卫生法的演进模式、调整范围、价值追求与调整方式——是为前提，完善各自显露的制度不足则为重器。政府为了公共卫生利益而限制个体自治、隐私、自由、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时应受到哪些权力限制。

地方性疾病和流行病可能决定了人口的密度、族群的分布以及基因的传递，同时也可能决定了战争、侵略、移民的成功与否。当流行病发生时，它的影响不仅直接落在受害的个人身上，还会影响到整个社区或者群体。

而在生态模式之下，法律本身被认为是影响公众健康的重要因素，从而实现了公共卫生法治的常态化。如，古罗马的公共卫生法主要体现为卫生官员设置、城市水道、下水道、公共浴场、工厂排污、殡葬和医疗等方面的零散规定，[11]近代上海租界时期的公共卫生立法，则主要包括公共环境卫生（如屠宰场的卫生规定）、公共食品卫生（如隔夜的肉不得出售等规定）、公共医疗卫生（主要集中在鼠疫、霍乱、性病等传染病防治）等三个方面。

又如，在紧急公共卫生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及时发布涉疫情防控典型案例，将保障公众健康的司法精神传达到各级审判和检察机关。关键词:  公共卫生法 公共卫生法理 公共卫生法治 健康权利保障引言早在古罗马时代，人类就有了值得称赞的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1]法治实践，[2]甚至1848年英国就制定了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法典，这标志着公共卫生法开始迈入法典化时代。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逻辑前提是承认公众健康受到生活、学习、工作、环境、娱乐等诸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单纯的公共卫生机构本身的权力范围和职权能力不足以全面应对，因此，健康问题需要与诸多非传统卫生机构进行跨部门的协作，如住房、交通、教育、环保、能源、司法甚至就业机构等，还要将政府机构、企业和社区组织协同起来。如，《传染病防治法》与《突发事件应对法》在信息收集主体、信息研判与评估、信息发布、预警机制、应急机制启动、应急措施、疫区或危险区域划定、防控措施相对人等多方面的规定均存在不一致乃至冲突。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在程序法和法院组织法的框架内对疫情期间的审判工作及时作出了回应，体现了司法机关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态度，为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司法经验资源。[38]税收之于公共卫生所具有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公共卫生资金的投入是一个国家基本公共财政开支的首要内容。

这一类型的公共卫生法常涉及紧急状态的处理，因而可将这些内容概括为紧急公共卫生法治，即对适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权力运作和法治实践状态的一种描述。同时，公共卫生行政执法权力主体间一旦共享了相同的价值根基、确立了互通的价值目标，权力与权力的冲突也能够得到有效纾解。

这个问题从义务和权益两个角度描述了公共健康本身的重要性，化繁就简，其背后隐含的价值逻辑则是：为何公众的健康对政治过程而言是一种共同善？在现代民主国家和多元复杂的社会里，划定什么利益是一种共同善是复杂问题，划分的过程以及分歧构成现代民主参与和公众辩论的核心。[45]参见前注[5]，王晨光文，第624-625页。

西方公共卫生法学者认为其边界模糊，内容也同其他法律与卫生的交叉研究相互重叠[4]，而我国公共卫生法的研究则更是面临重重困境，公共卫生法学尚未进入主流法学学科体系，并长期在医学和法学领域内处于双重边缘化境地[5]，虽有公共卫生法的提法而尚未有任何系统的教材和完整的理论。然而，我国公共卫生法律体系也存在一定的不足。